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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对标找差分析

任克强 罗朝明
2017年11月30日,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对标找差创新实干工作实施意见》,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全市各部门各板块全面开展对标找差、创新实干工作,以国内外先进城市和地区为参照系,理性看待优势,深入查找差距,勇于争先进位,加快推进“强富美高”新南京建设。在南京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开展对标找差,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是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做出的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决策的题中之义,也是深入推进“强富美高”新南京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通过筛选、梳理与整合《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体系》,并结合“社会治理”概念涉及的基本维度,构建了南京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根据该指标体系,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进行对标找差,发现南京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如下特点:

一、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指标完成度好,但还存在若干短板

南京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长期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部分指标位居全国前列甚至领先对标城市。比如,在“社会活力”指标类别下,截至2017年,南京获评6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数量在全国名列第一,比并列第二的上海和北京多出2个。在“社会服务”指标类别下,2017年南京获全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典范城市”称号。2017年全市养老床位数4.8万张,人均养老床位数全省第一。国内首创的“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得到民政部推广。在“社会文明”指标类别下,2017年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市”第1名。在全国率先探索“网格化治理”模式,至2018年5月全市共划网格12954个,综合网格10666个、专属网格2288个,走在探索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的前列。

但与高质量发展目标指标比,尤其是与对标城市相关指标比,南京基层社会治理部分指标要保持全国领先存在压力。比如“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指标,2017年是36张,列亿元GDP城市第7位,省内城市第3位,与南京2020年目标40张比还少4张。在“社会组织”指标上,“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在万亿城市中居首位,但还存在以下差距:组织规模较小,当前登记的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占近65%,多数是大力培育、降低门槛、简化程序时注册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存在服务类社会组织偏少、专职工作人员偏少、公益领军人才偏少的问题。

二、城市经济规模存在差距,基层社会治理经费投入量有待增加

虽然对基层社会治理保障力度大小关键在直接投入的经费量,但经济总量差距显然会影响到社会治理的经费投入量。2017年,南京在全国城市经济规模排行中排第11位,从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具体指标的经费支出来看,南京社会治理经费投入与对标先进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以“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指标的建设补贴为例,上海单床建筑面积达40平米及以上的每张床位补贴不低于2万元,单床建筑面积达25平米但不足40平米的每张床位补贴不低于1万元,其中浦东新区单床补贴更高达2.9万元。南京新建护理型床位每床补贴1万元,改扩建减半。新建普通型床位主城区补贴0.6万元/张,郊区0.4万元/张,改扩建减半。养老机构运营补贴也有差距。上海各区养老机构的运营补贴大致是200-600元/人/月,南京的运营补贴半失能老人160元/人/月,失能老人240元/人/月。总体而言,与主要对标城市社会治理经费投入比,南京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经费投入力度有待加大。

三、智慧城市建设进步明显,但与先进城市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近年来,南京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治理智慧化发展水平取得长足进展,《2016-2017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得分排名》中,南京排在第4位,但与居前的深圳、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距。

2018年,南京获得“2017-2018中国最具旅游特色智慧城市”称号,但在《2017-2018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综合影响力评估排名》却从第4位落到了第11位。北京、深圳和上海仍居前三甲,杭州上升到了第4位。

2018年8月,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布了《第二届中国城市治理智慧化水平评估报告》。该报告对国内294个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的治理智慧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南京排名第11位,与排名前列的深圳、杭州、广州和成都等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开。

四、城市社会发展指数靠前,但省内首位优势不够突出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是城市社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1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数”课题组发布《新时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指数暨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百强城市排名》,南京排名第7位。这份榜单主要基于城市社会发展指数评估得分排序,而与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相关的指标对该指数贡献巨大。南京虽处江苏省第一位,但与全国一线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五、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活跃,但整体性和长期性规划有待完善

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动态性和持续性的整体工程。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以来,南京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丰硕成果。在市级层面,2009年起南京连续9年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2017年,荣获全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典范城市”称号,连续两年位列“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第一名。在国内首创的“医养融合养老服务模式”,得到了民政部的推广。在国内率先探索“网格化治理”,“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数量居全国第一,获评“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市”的第一名。在区级层面,各区的一系列做法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仙林街道以网格化为机制、信息化为手段、社会化为支撑、群众化为基础、法治化为保障、精细化为目标的“六化融合”治理创新模式,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等国家级荣誉16个。玄武区以锁金村街道为试点,将原有10余个科室、30余个机构整编为“五个中心”,成为“国家基层治理创新标准化试点”。建邺区发挥“互联网+”作用,探索以“微平台、微心愿、微行动、微实事、微星光”为主题的“五微共享社区”基层治理新模式。

这些是南京市区各部门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但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比,南京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部分指标仍存在一定差距。这些差距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但原因之一是南京区级社会治理实践活跃而市级层面缺乏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和长期性规划。以上海和北京为例,上海专门出台《上海市社会治理十三五规划》,北京颁布了《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这些整体性和长期性规划,为上海和北京的社会治理实践确立了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从而为区县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指明了方向。以上海和北京为标杆,南京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除了要在具体指标上对标找差,也要在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上对标找差,建立完善市级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筹划和长期性规划。

 

(作者单位:南京市社科院、南京理工大学)

责任编辑:彭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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