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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形成新时代绿色发展新格局

潘家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推进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主义绿色发展,与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的绿色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简单的发展绿色,而是全方位的转型发展,从而形成引领全球绿色发展的全新格局。

一、新时代的绿色发展是在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绿色发展的表述源自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为了金山银山而毁灭绿水青山,进而引致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境况下,人们对工业文明范式下发展理念的反思。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关系。社会需要创造必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否则,基本生活不能满足,落后的物质生产也会迫使人们破坏生态。不仅如此,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客观上也包括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伤及的是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绿色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与自然相和谐的发展。人类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份子,自身有发展的需要和权利,但不能以其他生命群体的消亡为代价。因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的其他生命消失了,人类也不可能存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冻结”发展不可取,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要绿色,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零和博弈”不可能实现发展,更不能走向绿色。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例如“雁阵”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发达国家之后亦步亦趋、接受发达国家淘汰的污染技术。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环境标准严,因而大量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落后产能、倾倒垃圾。发达国家的污染治理成本是降低了,没有污染或污染减轻了,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健康、生态环境受到了发达国家污染转移的毒害。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西方经济学理论一再论证发达国家减排成本高、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低,要发展中国家减排。而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10倍甚至更多。发达国家人均减1吨,不会对富裕人群的生活造成大的影响,而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只有1吨,如果减1吨至零排放,基本生存显然难以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绿色发展,一方面需要发达国家率先垂范,而不是让发展中国家不发展,来保证自己的绿色空间。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不必要循发达国家的高污染高排放老路,而是要大胆探索,走低消耗低排放的绿色低碳之路。

二、绿色发展不是简单的发展绿色,而是全方位的绿色转型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然经过数亿年的发展演化,形成绿色星球。我们需要植树造林,需要美化环境,但不是在只适合于长草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植树、在缺水的地方抽取地下水种铺设草坪、铺上防渗膜抽取地下水搞人工湿地、将山上的大树连根刨掉在异地的城市栽植、新引一批外来树种置换乡土树种美化城市环境。这样的表象的绿色,需要高投入高成本,不仅经济上难以维系,而且生态上也不能持续,实际上破坏生态,使生态恶化。试想,储量有限的地下水位下降,乃至于枯竭,高耗水高耗能的“绿色”草坪,最终也不会存在。对于污染了的环境,退化了的生态,需要治理。但这种治理需要遵循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而不是“绿色折腾”。退耕还林、封山育林、退田还湿,自然的智慧、自然的劳动,会自然地恢复绿色,增值自然资产。

绿色发展需要技术创新,但更需要技术革命。绿色、循环、低碳,通过技术进步,循环利用以节水、提高效率以节能、降低物耗以节材、集约使用以节地。这样的技术,有利于推进绿色。例如以化石能源为动力的燃油汽车,通过提升燃油效率,每公里行驶里程的油耗不断得以下降。但是,这种技术也存在三种局限。一是消费反弹效应。每公里油耗减少,消费者会行驶更多的里程,而总油耗不会有大幅下降。二是提升燃油效率的难度会不断加大,成本非线性攀升。三是换马甲效应。由于燃油效率提升难度加大,创新会在外观、舒适度上寻找新卖点,而背离绿色的初衷。但如果技术是革命性的,对现有技术路线是颠覆性的,则会实现数量级的,或质的飞跃。例如太阳光辐发电、纯电动汽车。光伏、光热发电,通过电池储能供电,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碳的排放是零。如果使用零排放可再生能源的纯电动汽车,则可以全面颠覆工业革命“蒸汽机”热动力技术,实现零排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税赋和货币等宏观政策外,也包括技术研发和产业导向政策。一些国家为落实《巴黎协定》而制定的在2035年前后禁止燃油汽车上市的规定,给出的巿场信号,就是颠覆性的:投资商不会再投人燃油发动机的研发和生产,而转向纯电动汽车、储能电池的研发和生产。

绿色发展还需要消费革命。如果发达国家的富人是绿色低碳的,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也不可能“向往”高碳,因为消费的标杆是富人引领的。也正因为这种导向的消费文化,商业广告中充斥着“皇室”“尊贵”“奢华”“高端”“洋气”等高消费、高污染、高碳的产品标签,而绿色、健康、低碳似乎成为低端、低质、低价产品的标配。甚至大排量的汽车、大面积的住房,也是高级别官员和品牌公司高管的身份特征。传统的通透性住房简单开窗就可以通风换气,是低端技术,要换为“高端”“先进”的高耗能“清风系统”。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需要反对一一尤其是具有消费能力的富人的——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如果政府机关、学校、医院,采用太阳能热水,采用光伏发电,使用纯电动汽车,鼓励公交绿色出行,带动的不仅是消费革命,也会反作用于生产革命,因为企业生产的商品,必须得到消费者认可。消费者抵制野生动物产品例如象牙、虎骨、毛皮和食材,偷猎就没有市场,自然就没有野生动物的杀戮了。

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绿色革命,需要培育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观。绿色意识的形成,需要绿色自觉,也需要绿色政策法规体系的规范和引导。对污染征收环境税,表明环境是有价的,污染者要付费,增加生产和消费成本,结果就会减少污染。禁止象牙制品的贸易,违背会有法律后果,违法者不敢明目张胆,铤而走险得不偿失,也就会减少乃至于杜绝大象的杀戮。划定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完善自然资源权责、强化监管,走向法制化规范化,推进绿色发展的全面转型。

三、打造绿色发展的空间、治理和合作共羸新格局

新时代美丽中国的建设,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西方空间经济学理论,将运输成本纳入理论分析框架,认为运输成本的减少会引致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城巿的规模越大,一般来说工业基础就越健全。伴随着工厂的扩张和城市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越来越高,收益也随之提高,从而实现“报酬递增”。这一“单调递增”的工业化城市化规模扩张理论,在空间上并不必然催生绿色共赢新格局。第一,产业集聚和城市发展,受到生态环境容量的刚性约束。水资源、大气空间是有限的,产业发展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提升效率,但人口生活对环境资源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存在刚性。第二,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基础设施对产业人口的承载也有一定容量限制。城市交通拥堵、通勤时间过长,也会增加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和生活成本。第三,城市资源过度集聚引致农村没落、中小城市缺乏活力,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失衡。打赢蓝天保卫战、综合治理水污染、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必须要实现资源均衡配置,控制城市开发边界,实施振兴乡村战略,城乡一体,城乡融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将产业集聚和城市规模扩张纳入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绿色发展体系。

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实现绿色治理新格局。首先需要依法治理。1970年代初以来,我国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体标准系不断建设完善,有力保障和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一些行政命令式一刀切的强制性手段,可能“立竿见影”,但不能保障可持续和公平有效的绿色发展。例如为了实现空气质量达标而“一律”关停部分行业的“一切”企业,排放会“暂停”。但“运动”一过,一切照旧,并没有淘汰落后,打击了守法守规达标企业,也打击了社会和谐所依赖的就业和经济。公开、透明、法制,让企业、社会有预期,守规则,发展才能永保绿色。除非是紧急情况,达标合法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必须得到保障。其次是科学治理。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共生,实际上是一些科学合理的比例关系。保护东北虎,就必须要给东北虎野生空间,但也不可能是无限空间。草原载畜量,也是在一定自然气候条件下牧草生物质产出与食草动物生长需求之间的平衡。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科学认知和技术经济可行是前提。治理雾霾,必须要找到霾之根源和治理技术。如果有些雾和霾是自然现象,不可能也不必要“根治”,而是要科学和谐的标准。第三是参与式治理。政府的绿色主导,需要企业作为绿色主体来实施;而政府的主导,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指向;公众的参与,不仅是对政府和企业的监督,更是绿色自觉的源泉。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绿色互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绿色治理格局。

万紫千红春满园。全球生态安全大格局的形成,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努力,绿色共赢。首先,中国是全球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现了绿色,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贡献,是示范,是引领。作为只有中等收入水平、不及世界人均收人水平2/3的发展中大国可以做到,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就应该做到;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选择上,可以避免或抛弃发达国家工业化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不可持续之路,参考和仿效中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第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可以输出绿色,推进全球绿色发展转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昔日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不是简单的输出过剩产能,而是输出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技术与实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共赢。中国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可再生零碳能源技术,在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即使是煤电,中国的超临界火电技术,也比世界上的现有热电技术效率高出20%,而且可以实现常规污染物的近零排放。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20国青年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显然绿色低碳。第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动或被动,在全球绿色治理格局中,需要而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输出“自我利益优先”、罔顾他人和环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破坏全球生态安全;中国尊重和顺应自然的和谐价值理念,对于世界可持续发展,不仅胜之于“鱼”,而且胜之于“渔”,我们所授的是道法自然的“道”。我们不仅在既有的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等国际治理体系下推进绿色发展,也通过自身主导的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和南南合作等渠道,主导全球生态文明转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发展之路,不是绿色表象,更不是绿色休止符。绿色发展是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绿色革命、全面转型。美好生活、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需要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机遇,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绿色共赢新格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本文系省委宣传部、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办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生态环境高质量主题论坛交流论文,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姜文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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