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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风干的家国记忆

王德安
小时候我最想听父亲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因为他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

但每当我们提出这个请求时,他常常点起一支烟望着天空沉默不语。但在父亲心情好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二两烧酒下肚的时候,关上房门,我还是能听他聊上一段。就这样断断续续拼接出一个悲壮的故事,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故事的背景,是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外围集结大量兵力,预谋夺取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2月10日日军开始攻城,守军官兵奋勇死战,中日双方均死伤惨重。敌军集中坦克、飞机和火炮猛攻我父亲所在的87师光华门阵地。259旅旅长易安华和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陈颐鼎并肩作战,经过一昼夜肉搏拼杀,清剿了突入城内的日军。但敌人的97式坦克来势凶猛,机关枪打不进去,炸药包也炸不了。父亲所在的87师是德国装备的精锐之师,原先装备了德国反坦克炮,但经过淞沪会战之后,精锐力量损失殆尽,重装备也毁损很多,所以炸坦克基本上都是靠士兵拿着集束手榴弹,近距离逼近日本坦克,然后塞在坦克履带下引爆。但这样危险很大,一是这个十几吨重的庞然大物风驰电掣,手榴弹塞不进履带;二是手榴弹根本啃不动坦克的厚钢板,人就被后面坦克的机枪打死了。参谋部紧急磋商,决定成立“炸坦克敢死队”,先砍下碗口粗的树,两人抱着树桩子埋伏路边,等坦克经过时猛地冲过去,两人配合抱着树桩,把它迅速塞进坦克履带间,逼停坦克。另外几个人再冲上去,掀盖子、扔手雷、引炸药包……

“抗日救国,誓死保卫首都南京”,战士们热血沸腾,各团报名的人很踊跃,争着要抱树桩。在这群战士中父亲认识一个叫赵长发的宿迁人,他大约十七八岁,长得黑黑壮壮的,他家竟然和父亲的故乡宿迁白土庙靠得不远。我父亲简单地作了战前动员,问勇士们有什么要求,比如留下什么物件、给父母和亲人带什么口信之类。他憨憨地摇摇头,父亲递过酒壶让他喝两口,为他壮行,他说他不能喝酒一喝头就晕。给父母带什么信呢?他愣了一会,使劲扯下棉军装上的一颗扣子,“俺小名叫‘小扣子’,俺娘生了五个死了四个就‘扣’下俺一个。”他把扣子塞到我父亲手中:“请长官告诉俺娘,‘小扣子’不能为娘尽孝了,但俺不是孬种!”

“炸坦克敢死队”出发了,没多一会,传来了呐喊声和巨大的爆炸声,传令兵来报:敌人的两辆坦克被炸翻了,牺牲了六位勇士,其中有“小扣子”赵长发。父亲握着还带有“小扣子”体温的军装扣,潸然泪下。

父亲告诉我,我们家原本也姓赵,他的爷爷(我的曾祖父)那一辈因为家里穷,过继给了王家,说不定我们跟小扣子还沾点亲呢。遗憾的是没问小扣子父母的姓名,“不能为娘尽孝了,但俺不是孬种!”小扣子要带给他妈的话,就永远在我们心中留下了。

南京保卫战,我父亲他们糊里糊涂打了几天。在这几天战斗中上级领导没有和这两个旅的领导见过一次面;也没有告诉他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他们下达撤退的命令,而是自己先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总指挥唐生智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收缴了所有渡船,自断后路。这场南京保卫战,没有总指挥全面掌控,消息闭塞、信息不灵,实际上是各个旅孤军和鬼子殊死硬拼。

曾信誓旦旦“与南京共存亡”的指挥官都跑了,群龙无首军心崩溃,江边是乱哄哄的人群,江面上呼爷唤儿觅子寻兄,争相逃命。卫士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两丈长的木板,大家都攀上这块木板,副师长陈颐鼎一看这木板绝对载不了这么多人,与其落到江中淹死或被日军生俘受辱,倒不如自己死个痛快。他拔出手枪准备自杀,我父亲眼明手快,一把夺过他的的枪:“你干嘛!你死了弟兄们咋办?!”不由分说把他架上木板,大家一同登上去,漂了大约五六十米,木板眼看就要往下沉,这些患难与共的弟兄知道木板载不了这么大的重量,纷纷跳下水去,有的被江流冲走。木板失去平衡,陈颐鼎和我父亲都掉到江中,手紧紧抓住木板一角,作最后挣扎。尽管我父亲会踩水,但身穿棉衣棉裤在冰冷的江水中也无法施展。正在万般无奈之时,只见身边漂来一个用几大捆芦苇扎成的浮排,上面有一个人还放着一辆自行车。落水的人请求搭救,浮排上的人欣然答应,他把自行车掀到水中,把陈颐鼎和我父亲等人拉上去。他是教导总队的上士看护班长,名叫马振海。此时敌舰已在江面上横冲直撞,机枪不断地对利用各种漂浮器材顺流而下的官兵疯狂扫射,被打死或被敌舰撞翻漂浮工具而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战友漂浮的尸体、鲜血染红的江水,惨不忍睹。

13日夜晚,他们在马振海的帮助下,终于在八卦洲上了岸。上岸后顿觉饥寒交迫,幸亏遇见一位老渔翁,他热心相助,给大家烧了一锅热粥,又帮大家烤干了湿衣。就这样他们在八卦洲待了两天。鬼子迟早会来,他们还得跑呀,大家利用木头和门板札成排筏,于16日拂晓趁江上大雾躲过敌舰封锁,渡过夹江,就这样他们奇迹般地到达江北,点点人数一共七人。

抗战胜利后,父亲退役,其他人也天各一方。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互相很少打听,也鲜有往来。“文革”10年“左”风盛行,我父亲他们更是噤若寒蝉。70年代末的一天,陈颐鼎偶然在街上遇见我父亲,得知我父亲在一家小厂工作。两人见面喜出望外,但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寒暄了几句就分手了。一个星期天,陈颐鼎摸到我们家,一进家门就要跪下给我父亲叩头,连连称“救命恩人、救命恩人”,40年未通音讯,久别重逢,他们两个人关起门来,时而抱头痛哭时而开怀大笑。一对生死过命的战友千言万语难以尽述。

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关系开始解冻,这时他不由想起那些抗日的老战友。从已在省政协工作的陈颐鼎那里得到一个名单,名单上有三个人的名字和他们在台湾的地址,让我小弟弟王德林和他们通信联系。小弟弟分别给三个人写了信,但两个人无回音,只有曾在台北一所女子中学工作的罗镝楼回了信。罗镝楼当年是个卫兵,是趴在门板上跟父亲他们侥幸逃生的七个人之一。罗镝楼还寄来一张照片和一张春节贺卡,请我们凭照片去找人。当时他身体不好,卧床不起,但有一个心愿未圆:找齐这九死一生的七个难友,重述当年抗日救国的经历,最好能合影一张印证那一段终生难忘的历史。

在台湾的几个人,他知道的李晓峰1948年到台湾后,看破红尘出家了;还有一个姓王的听说在台湾做棉花生意,但地址不明。他也特别想打听马振海的下落,因为他在生死关键时刻“拉了兄弟一把”。他在信中说,他知道王副官(我父亲)抗战胜利后就退役了,在上海经商后来迁居南京,他还知道陈颐鼎旅长后来升任70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命从日军手中接收台湾。他还知道陈颐鼎1947年在山东战败被解放军俘虏,听说他被委派到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员。

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信息,但从字里行间看出他没忘记那些死里逃生的战友。后来我们接连去过几次信,但都没有回音,是病重无力回复,还是乔迁别处?不得而知。

1992年和1994年我父亲和陈颐鼎相继去世,就把寻找战友的事搁了下来,但父亲生前的夙愿我依然耿耿于怀。大前年5月我跟团去台湾旅游,准备了一些资料,包括当年守城将士逃生的经历,父亲的照片和罗镝楼的书信照片。想趁机去拜望这位老兵,但旅游团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我就决定夜访。

那天晚上,我们准备乘地铁到安康路,正在琢磨地图时过来一位年轻人,问我们需要帮助吗?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他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南京保卫战的事,也没有看过87师老兵的新闻。他说你们找的这个女中似乎早就跟别的学校合并了,不过这个路倒有,只是距离这里很远。我看这个年轻人很真诚,就把资料留下来请他抽空帮忙打听。我们互相交换了名片,他叫孙嘉绪,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他说一有消息即发邮件给我。

两年多来,我多次发邮件询问小孙的消息,可是邮件都被退回。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也许小扣子的妈早已作古,也许这几个战友的下落永远也打听不到了,但我坚信,历史不会风干,老兵们应有的尊严和光荣也不会抹去。

 

(作者系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赵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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